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

张树军

2011年09月28日09:48 来源：中国共产党历史网

在十月革命以前，中国已经有人在谈论社会主义，也有人介绍过马克思的名字和某些著作片断。但马克思主义真正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所认识，所接受，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事情。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：“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，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。…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。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，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，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。走俄国人的路――这就是结论。”[1]

李大钊是颂扬十月革命的第一人。他在1918年先后发表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》、《庶民的胜利》、《Bolshevism的胜利》[2]等文章，指出十月革命是“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”[3]，是“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”。他预言：“试看将来的环球，必是赤旗的世界！”[4]到这时，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也逐渐成熟。辛亥革命后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。与此相联系，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。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，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。这个阶级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，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，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。它同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，具有顽强不息的斗争精神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；它又比农民更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，具有更开阔的眼光。这个阶级的成长，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。另外，这时还形成了一个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庞大的新知识分子群。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新的远为壮大了的阵营。

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是巨大的。当人们从五四运动高潮的兴奋和激动中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，一些先进分子开始思考更加深层次的问题。于是，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为人所注意，以至流行一时。那时，各种学说在报刊上纷然杂陈，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外，还有形形色色的所谓社会主义流派，令人眼花缭乱，无所适从。瞿秋白曾回忆说：“社会主义的讨论，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。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，模糊影响，隔着纱窗看晓雾，社会主义流派，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，不十分清晰的。”[5]经过反复的比较和鉴别，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逐渐聚集在一起，结成研究社会主义的团体，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。

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，李大钊起着主要的作用。1919年5月，他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[6]一文，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、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。杨匏安、李达等几位留学日本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了重要作用。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，在中国出现了最早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队伍。李大钊继续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辛勤耕耘。陈独秀也在1920年9月发表《谈政治》一文，明确宣布：“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（即生产阶级）的国家，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、法律，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。”[7]这表明他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。

湖南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毛泽东在他主编的《湘江评论》上，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，认为这个胜利必将“普及于世界”，“我们应该起而仿效”。他第二次来到北京后，热心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和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籍，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。他后来回忆说：“到了一九二○年夏天，在理论上，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，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。”

其他一些著名的学生领袖如邓中夏、蔡和森、瞿秋白、周恩来、恽代英、赵世炎、陈潭秋、向警予、高君宇、何孟雄、王尽美、邓恩铭、何叔衡、李达、李汉俊等，也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。曾经追随孙中山的一些同盟会会员，如董必武、林伯渠、吴玉章等，也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。

中国的先进分子一旦聚集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，就以此为指导，积极地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，注意同实际斗争结合。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。五四爱国运动中，工人罢工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，使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到：工人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，并将决定中国的命运。于是，他们很快就“往民间去”，到工人中去办学校，组织工会。在长辛店的棚户区，在大上海的陋巷里，都有他们深入工人群众的身影。通过先进知识分子这个桥梁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了。

有了先进的理论，有了新的社会力量，到这时，在中国建立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，已成为呼之欲出的事情了。

注解：

[1] 《毛泽东选集》第4卷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1470―1471页。

[2] Bolshevism中文译为布尔什维主义。

[3] 李大钊：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》，《李大钊文集》2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17页。

[4] 李大钊：《Bolshevism的胜利》，《李大钊文集》2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42、246页。

[5] 瞿秋白：《饿乡纪程》，《瞿秋白文集》文学编第1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26页。

[6] 该文发表在《新青年》第6卷第5号、第6号上。第5号标明出版日期是1919年5月1日，实际上拖到9月才与读者见面。

[7] 陈独秀：《谈政治》，《陈独秀文章选编》（中），生活?读书?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，第10页。